悲惨·灿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杨琼出生于1954年，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六。

刚刚满3岁的那年，她的父亲中了“阳谋”。“罪行”，是在深入基层调研之后，就铁路低等级站点职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由于居住地一般都离城镇较远，上学困难）给领导提了比较尖锐的意见。父亲因此受到降级、调离铁道部机关、“发配”基层修铁路的严酷处分。

因孩子多而早就做了专职妈妈的杨琼母亲（1940年代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在丈夫受难、家庭收入骤降的精神、物质双重压力下，于1961年中风、偏瘫（时年42），而此时，杨家七个孩子，最大的15，最小的才 6岁！7岁的杨琼，刚刚上小学。两三个半大孩子，要照护瘫痪在床的妈妈，要照顾年幼的弟妹，还要想办法维持这个破碎家里的日子，困难难以想象。

杨琼的二哥，是我北京四中初中的同班同学，当时我对他家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两点记得特别清楚：一，初中三年，我没见他穿过一次新衣服，身上经常是打着补丁、褪色的蓝色旧衣裤；二，他虽然是很不错的足球后卫，但放学后，他大多数时间是推辞同学的邀请，匆匆忙忙地背上书包回家，理由是“要回家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为了省下每月2块钱的学生公交月票钱，他上学、回家总是走路（往返于复兴门外三里河--平安里东侧厂桥之间）。初中毕业时，功课很不错的他，没有报考高中，而是去了铁路技校（免交学杂费，免费吃住，毕业后直接进铁路工作）。应该是家庭经济困难，迫使他做了这一选择。

1980年代，被“改正”、重回铁道部机关的岳父，曾经和我说起这样的往事：被下放基层后，干着重体力劳动的岳父，为了让北京的老伴儿和孩子们生活得稍微宽裕些，就把几十元工资全部寄回家，自己则靠每天几毛钱的野外补助吃饭、抽烟。他说，那时，一到月底，家里就断了油盐酱醋钱。孩子们经常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盼着邮递员，希望尽快听到“杨家汇款单，拿戳”的呼唤。从邮局取回钱后，往往是老大做主，赶快买两毛钱肉馅，做炸酱面给弟弟妹妹们解馋。

逆境中成长的杨琼，养成了倔强、上进的品性，用功读书、勤于家务，是卧床母亲眼中的“乖乖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她的小学学程，“复课”后进入铁二中的她，度过了三年的半读半革命的初中时光。1970年，初中毕业，16岁的她被招进北京化工三厂，成为一名“童工”。因个子小，每次去厂里的旱厕方便，宽大的厕坑都令她战战兢兢。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处处努力争先，力争把工作做得最好。她的表现，受到师傅和伙伴们的认可，这位优秀徒工很快入团，后来还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恢复高考后，这个“半读半革”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严格考试，成为中央电视大学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照顾母亲的杨琼，竟成为全班的学习尖子。完成学业后，她进入厂检验科，成为技术人员。

1985年，经过考核，杨琼被调进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她再次迸发求强、奋进的劲头，很快成为公认的业务骨干，频频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进而被提拔为独当一面的服务贸易处副处长。当时吴仪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对外经贸，几次工作接触后，她对杨琼赏识有加，亲切地称其为“小不点儿”。

（上图，陪同领导会见日本客人，左三为“小不点儿”杨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常出差到各地采访，杨琼就一边工作一边持家，对读小学、中学的儿子，她生活毫不凑合、学习毫不放松，做好尽职尽责的母亲。1994年7月，我受命赴上海创办人民日报华东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5年），她更是独自挑起照顾、督促儿子备考大学的重担。正像儿子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后的感慨：“如果没有我妈的严格督促，我肯定考不上这么好的大学。”我也由衷地感谢她的支持，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1996年夏天儿子上大学后，家务负担轻了，但为了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杨琼又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边工作边读书，顺利完成了两门经贸课程。由于长期没白没黑地伏案（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学习到深夜），她罹患了严重的颈椎病，大脑供血不足，经常疼痛得彻夜难眠，可能也由此埋下了病源。

这个幼年坎坷、青年艰辛的弱女子，终于依靠自身的努力，创造了中年的灿烂。无论是仪表还是事业，都达到令人赞赏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