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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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债务：指人类破坏生态系统和导致生活在该生态系统内的物种的灭亡之间存在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延迟。由国际顶尖科学家斯图亚特·皮姆、罗伯特·梅、大卫·蒂尔曼等提出，以此来解释传统物种灭绝估算方法下，物种灭绝速度减缓的现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2月20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发表文章称，研究人员通过汇编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生物、自然地理和生态数据集，用历史证据表明了全球林栖脊椎动物的“灭绝债务”始于19世纪中叶，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伊始，表明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生态环境变化开始带来延迟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相关科研成果于近日发布于自然旗下生物学权威期刊《Communications Biology》。

12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论文第一作者廖梓延，请他谈了谈对“灭绝债务”的看法。

据了解，森林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支柱，尽管它们仅占全球陆地表面的30%，但维持着近80%的生物多样性。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与森林栖息地的收缩和破碎化密切相关。为应对危机，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和组织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保护地。然而，由于缺乏长达几个世纪的栖息地变化数据，无法确定物种“灭绝债务”的信号有多强，以及这些债务是何时开始的。此外，尚不清楚全球已建立的保护地是否对缓解物种“灭绝债务”的累积起到积极作用。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对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物种灭绝预防措施的制定，高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通过汇编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生物（以森林为主要栖息地的6120种爬行动物、4278种哺乳动物和6047种两栖动物的天然分布范围）、自然地理（公元前1500年至1992年全球逐年森林覆盖数据集）和生态（超25万个保护地、867个生态区和14个生物群系）数据集，用历史证据表明了全球陆生脊椎动物的“灭绝债务”始于19世纪中叶，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伊始。在19世纪中叶之前，陆生脊椎动物的丰富度和森林覆盖率之间的相关性较稳定。然而，从那时开始至现代，两者的相关性快速降低。在具有较高灭绝风险（易危、濒危和极度濒危）的脊椎动物类群中，同样检测到较强的“灭绝债务”信号。区域上，除热带和亚热带阔叶林外，其余森林生物群系的相关性模式多数遵循全球类似的趋势。

研究揭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是全球林栖脊椎动物“灭绝债务”最早的信号，表明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生境变化开始带来延迟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更重要的是，全球保护地对陆生脊椎动物灭绝债务积累的缓解作用并不像对减缓森林覆盖率那样立竿见影，而是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该现象对于栖息在泰加林和温带针叶林中的脊椎动物类群尤为明显，这表明过去两个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已建保护地仍需至少几十年时间来有效地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由于陆生脊椎动物丰富度和森林栖息地的非平衡态仍在继续发生，因此，应当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在促进森林恢复、保护区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之间寻找良好的平衡点，以减少为全球陆生脊椎动物债务累积所支付的高额代价。总之，这项系统性的宏观生态分析工作为更好理解全球环境变化下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提供了重要见解。

相关成果以“Half-millennium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xtinction debts of global vertebrates started in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为题发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廖梓延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陈有华研究员为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彭书时研究员为论文第二作者。

对话论文第一作者廖梓延

封面新闻：“灭绝债务”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为什么想到会研究这样一个现象？

廖梓延：我们传统观念中的物种灭绝着眼于观察到的已灭绝的物种数量，但物种灭绝并非一瞬间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我们这项研究所探讨的“灭绝债务”，并不直接估计物种灭绝数量，而是在描述历史上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和现在物种存活情况之间的不平衡现象。

比如当某个区域内的生物群落受到强烈干扰后，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个瞬间的灭绝量，但后面逐渐下降后会达到新的平衡，新平衡和之前瞬间灭绝量之间的时间演变就是“灭绝债务”中的重点研究对象“弛豫时间”。

很多物种的灭绝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但当人们注意到时，这些物种往往已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灭绝债务”研究相当于给物种下病危通知书，让人类可以通过一定政策手段去提前干预和保护，如今我们对“灭绝债务”的探索，实际上想为未来生物保护提供思路。

封面新闻：现在网上有种观点，认为背负“灭绝债务”的物种灭绝只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只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廖梓延：这种说法我感觉还是有些悲观了，实际上单从物种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人类成功保护的案例，最简单的就是大熊猫，我们把它们从濒危救了回来。

我们研究“灭绝债务”的下一步，也会去研究特定种群和特定地区的“债务”水平，从而为人们进行保护的轻重缓急提供一定指导。

封面新闻：您认为“灭绝债务”这项研究对人类有哪些警示意义？

廖梓延：从博士阶段，我就一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工作，我觉得目前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对整个生物界而言亦是个灾难，所以需要慢慢去“还债”。

实际上地球的发展，更多类似于不断寻求平衡的动态过程，或许人类再怎么破坏，地球也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对人类而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则直接关乎我们还能够在地球上生存繁衍的时间和质量，所以从“灭绝债务”角度上看，与其说是在给“病危”的生物“还债”，不如说是人类将会为当前和未来的自己偿还历史环境破坏所引发的“债务”。